让足协姓足

　　陶短房 旅加学者

　　有报道称，足协日前向体育总局递交的机构改革方案中将涉及足协高层领导人事安排问题，现任足协主席蔡振华将因其副部级干部身份和改革后足协“不设行政级别”、“和体育总局脱钩”原则相冲突而卸任，新任足协主席将从执委会19位副主席中产生。

　　这一尚未成为现实的传闻引发许多足球爱好者的憧憬和联想。自1992年足坛前辈年维泗隐退后，中国足协主席一直由国家体育总局，干部兼任，实际负责人则变成了同时身兼体总下属国家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专副”，而除了首任实际负责的“专副”王俊生外，其后至今的6位“专副”或是体总、各省体委行政官员，或是其它优势项目出身，竟没有一个“姓足”的。

　　足协主席和实际“，”不“姓足”，对中国足球造成的伤害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中国足球国家队在亚洲仍能维持一流靠后、二流靠前的水准，俱乐部的职业化改革虽不能说在亚洲领先一步，毕竟也是各国中起步较早的，那么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专副时代”，曾让中国球迷听得刺耳的“二流说”，如今竟给许多人以“拔高”、“恭维”的感觉。

　　“足协不姓足”姓什么?很显然，姓官。姓官的足协，主席官务缠身，在足坛神龙见首不见尾;“专副”既不“副”更不“专”，“中场休息开思想会”、“中超今年只升不降明年只降不升”之类“自己给自己使绊子”的“绝招”，“三从一大”和举国体制等或不合时宜、或和高度职业化的足球运动背道而驰的“传统经验”在这些“不副不专的专副”指挥下层出不穷，或许还可勉强解释为“业务能力问题”或“业务认知差异”，而假、赌、黑和“红哨”、“官哨”的泛滥，中国足球风气和土壤的“中毒”，就只能归结为这样的体制“病入膏肓”了。

　　不难看出，在“官体制”下，足球被归结为“落后项目”，需要“先进项目”的干部“扶上马、送一程”，于是自从足协、足管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官本位体制确立后，“半隐身”的足协主席分别来自曾“为国争光”的女排、乒乓球，而王俊生之后的“专副”除了体育行政官员，其余则大多来自奥运领先项目的主管干部。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思路是错误甚至愚蠢的：足球的“落后”很大程度上系因为在整个国际层面它更先进、更职业化和专业化，而相对于仍处在“圈养”的专业化阶段、仅因别国同类项目更“业余”而相对超前的“先进项目”，其在中国体育产业中甚至可以说是领先的，如此本末倒置的“穿帮带”，只能是“从齐步走变成走不齐”，越折腾越乱。如果真能如传说般改革人事体制，重新让足协，“姓足”，无疑是一件拨乱反正的好事。

　　然而有关部门真的舍得么?他们真能忍得住“手痒”，不再迂回包抄地继续指手画脚甚至遥控指挥?“管办分离”将结束“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体制，可真能实现足协的“民办”，而不至于名为与体总脱钩，实则藕断丝连么?从流传出的改革方案看，构成新足协的关键平台——足协执委会中，代表旧体制的各地方足协代表固然仍占很大分量，“专家代表”、“职业联赛组织代表”、“知名足球专业人士”和“社会人士”等看似“圈内”的代表中，又何尝没有做文章的空间?

　　所谓“足球姓足”，未必意味着管足球的必须踢过足球，国际足联历任，中，第五任主席德鲁利未踢过职业足球，第六任主席劳斯是裁判出身，第七任主席阿维兰热则是专业游泳和水球运动员，但他们都遵循足球运动规律，较好地履行了足球管理职责，为足球运动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同样，未来掌管中国足协的“，”也未必一定是足球科班出身，但他必须“姓足”——必须是足球场而非官场土壤里所孕育产生，且必须对足球运动、市场和球迷，而非对官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