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参政论者》：生于不满年代

　　台湾版海报

　　如果仅仅从情节的角度看，《妇女参政论者》无非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历史传记片。

　　二十世纪初的英国，雾蒙蒙的连绵寒冬，洗衣厂女工面对着工资剥削、家庭暴力、性侵犯等不公平待遇，她们一度默默忍受，没有人敢想象去争取平等。直至艾米琳·潘克斯特(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成立以揭露性别歧视、呼吁女性选举权为目标的妇女社会政治联盟，像是星星之火，为女工们不见天日的生活点燃了希望。为了呼唤社会关注，她们采取激进的抗议方式，因为违反当时法规，导致成员们反复进出牢狱，又不断绝食抗议，牺牲工作、家庭与性命，无怨无悔。

　　电影的另一重卖点，是它的全女性班底。从来自政治世家的新锐导演莎拉·加芙隆，到《时时刻刻》、《铁娘子》的编剧，具有鲜明女性触角的艾比·摩根的加盟，再到梅丽尔·斯特里普、海伦娜·卡特和凯瑞·穆里根三位功底扎实的女演员的联袂飙戏。戏里戏外，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成为《妇女参政论者》最吸引人的特色，以女性抗争之路为关注焦点的商业电影，本来就凤毛麟角，百余分钟的内容，更用冷静的视角、平淡的叙述提醒着观众席上的当代人，如今在我们看来理所当然的种种女性权利，其实背后都交织着血泪，它的来之不易，是许许多多生于不满年代的奋斗者们，交付了一生所争取来的事情。

　　去英雄化：不空谈要行动

　　“女权分子”这重身份，在彼时彼刻的英国，还是一个贬义词。

　　凯瑞·穆里根所饰演的女工莫德，原本只是平平凡凡的人妻与人母。一次机缘巧合，她临时顶替工厂的女同事，在法庭上为要求同工同酬作证供，毫无准备的她，断断续续地发言，简单而木讷地，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自小做童工、工作远量高于男性而报酬不及、受疾病困扰而职业生涯短暂，“我从来没有投票权，所以从未想过他们的意义，我只是想要让生活有所不同”，她说 ，尽管审判席上清一色的男性们短暂地露出了臣服的神情，政府最终还是出尔反尔，以无明确证据为由拒绝修改法例 ——在满怀希望地等待宣判却得到了失望的答案之后，在被警察推搡驱逐之后，莫德挤在人群中，高喊着“骗子”，这是她第一次认识到，身份角色无法由自己主宰，不仅要受男权的操控，更要忍受体制的谎言。直至后来，丈夫因她沦为“女权分子”而在邻居们厌恶的眼光中将她驱出家门，让另一对夫妻收养他们的儿子，甚至在她苦苦哀求“让我看一眼我的儿子”的时候冷漠地驳斥“法律规定他是我的”，莫德的女权灵魂渐渐觉醒，法律不眷顾她，她也就不再逆来顺受，“不是想当犯法者，而是要当立法者”。

　　导演在处理莫德的故事的时候，没有刻意强调她作为“女权分子”天生的使命感。作为万千女工中的普通一员，她没有潘克斯特夫人那样高瞻远瞩的觉悟，也没受过良好的教育，只是将自己的主体性寄身于家庭，勤奋工作、照顾儿子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可是当这一切一点点失去，惨淡的现实当前，她终于学会反抗，想象如果能有个女儿，要让她走出自己的宿命，遂从好奇观望的一员，蜕变成了战士的模样。同理，在电影结尾的女权分子艾米丽，为了让世界关注女性投票权理想，而冲向国王马蹄下的一幕，也处理的节制而简练，几乎是让人猝不及防的，没有煽情，也没有特别塑造成慷慨就义的英雄模样，她们几乎是被时代裹挟着的。当同伴中有人被丈夫锁在家中，有人因怀孕不得不退出行动，退无可退，便唯有前进，别无选择。

　　梅丽尔·斯特里普驾驭起大女人来本身就驾轻就熟，所以虽然她饰演的潘克斯特夫人，仅仅是发表了一段惊鸿一瞥的演讲，其煽动性与说服力，也足以让莫德和她的同伴们，眼底皆泛起光彩。既然和平争取无效，还让她们遭到讥笑、殴打、忽视，在潘克斯夫人的鼓励下，她们去打破窗户、去谋划行动。尽管更多的时候，这位女权运动的核心人物，仅仅是作为墙上的一帧照片，或是人手相传的一本《梦想》存在，但其背后强大的精神力量，成为女性之间的相互扶持的支柱，所谓“呼群保义”，“宁做反抗者，也不做奴隶”、“如果我们争取我们应有的权利，这样就要被囚禁，那需打破的应该是政府的官邸，而非女人的身体”，掷地有声的一句句，当意识形态上的疾呼发出之后，在来自上层阶级的，不在场的情况下，相互扶持，自己的命运自己救，莫德和她的同伴们所面对的焦灼与苦难，则显得更为真实而沉重。

　　不强调英雄性，而强调异质性。女权运动萌芽初期，寥寥数人没有同类。在被赶出家门时，投来异样眼光的是女性;在被关入牢狱时，强行驾着她们的身体以暴力灌入食物的是女性;在莫德攻击了洗衣厂老板后，面面相觑不发一言的也是女性。这些“盛世中的大多数”们本无恶意，却不知不觉地成为了男权宰制的帮凶，她们的存在，衬托的女权分子们愈发孤独。因为孤独，所以勇敢，即时为了微薄的可能性，也要上下而求索去争取，因为在千家万户中，女性人口是人类的一半，谁也不能阻挡她们的脚步。

　　男性凝视：父权的窥视者

　　冷静地平铺直叙，是《妇女参政论者》的整体基调。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质朴而真诚，不浮夸不堆砌，另一方面，倘若观众稍稍熟悉第一波女权主义思潮，这就是一部看到开头就能预言结局的作品。

　　没有高潮迭起的矛盾冲突，没有令人难忘的视觉画面，有取也有舍，选择相对边缘的莫德的故事作为切入点，而放弃对运动，潘克斯特或是舍身取义者艾米丽的更多描摹，在避免受到历史正确性挑战的同时，又难免有些难以切中要害。就算是在末尾剪接了一段艾米丽去世后，千人走上街头参加葬礼的真实纪录片片段，也始终显得寡淡，未能加以利用，制造更发人深思的结局，这感觉，就像是截取了社会运动的吉光片羽，将其放大，尚未来得及回味，就又回到黑白的历史长河中去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反复将镜头对准了女权分子的对立面：负责缉捕她们的一位男警探。这位警探对莫德似乎有种怜悯，他警告她们“一旦有人受伤或死亡, 争取权利诉求的革命就会变调”，在她丢了洗衣厂职位的时候，他企图给她提供其他的工作。更多的时候，他眼神复杂地在现场徘徊，带著一种暧昧的凝视。

　　依照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的观点，在影像里，女性所担任角色的功能，多为男性观众的性欲对象，在性别差异的文化定义上，或温驯或挑逗的女体，让男性从她们的出现中获得窥淫的乐趣，进而生产快感。在此意义上，身体和欲望已经被改写成男性的消费和娱乐，成为男人的特权。警探的暧昧凝视，就如同视觉关系上摄影机的延伸，他眼中的莫德是被动而孱弱的，他对她们的同情，其实是俯瞰，也带着强烈的父权制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所以莫德在回绝他的信中这样说：我不比你尊贵，也不比你低贱，你我都是步兵，只是目标不同，但我是为了自己的目标站在乱世之中，你看到我们女人被欺负，却默不作声……

　　女权之声：未完的战役

　　在，的字幕中，我们看到各国女性取得投票权的时间表。1918年，英国30岁以上的女性拥有投票权，1925年，英国母亲拥有子女的抚养权，1949年，中国和印度女性拥有投票权，而直至2015年，沙特阿拉伯的女性才终于拥有投票权。

　　权利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相对于电影的大陆译名“妇女参政论者”，似乎港台的翻译“女权之声”更能得其神髓。参政只是形式，回归社会政治层面，只是女性被压抑的声音得到释放的渠道之一。举目四望，从百年前到现在，如何打破缄默，走出被代言、被物化的困局，进而建立女性主体性，创造出自我的历史。从无到有，这是一场未完的女性战役，需要一代代人的前赴后继，道阻且长，生于不满年代，这在社会对女权主义讨论的愈发热烈的今天，更是别具一重深刻的含义。

来源：腾讯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