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无名之辈》：理想与现实得以缝合

　　2018年年末，几位中青年演员联手上演了一场“有名”大戏，没有“拍案惊奇”的视觉景观，没有不可言说的迷失和压抑，只有接踵而至的生存困境和屡屡败北的突围尝试。《无名之辈》的现实“底色”和荒诞“配色”号准了观众的脉，既描画了小人物的大志向，也打造了梦想成真的瞬间体验。

　　一如片名的“凡尘俗世”气息，《无名之辈》在故事建构上也并不算有新意，“小人物的雄心”弥散在境遇剧和冒险故事中，通过较严密的叙事体营造出熟悉真切的现实面相，是潜在对话，也是深层疗愈。

　　故事母题和叙述进程是一对古老命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由古而今脉络可循。文字文明出现之前，叙事是“类似仪式活动的神圣行为”;文字文明时代，叙事的精神疗效成为后来跨学科研究的对象;现代文化工业的制造者更是意识到幻想叙事的独特功能，好莱坞很早就打出“梦幻工厂”的旗号。时至今日，故事及其叙述方式的学术价值愈加凸显。

　　《无名之辈》集中呈现了看似毫无瓜葛的两组人物，其截然不同的目标诉求和行为逻辑共同支撑起影片的故事结构，一方足不出户，一方走街串巷，分别承载着“禁闭”式的极限境遇和小人物破案的悲喜遭际。

　　“眼镜”胡广生和“大头”李海根的“头盔侠”组合，由农村而城市，梦想着“换一种活法”，决定先通过抢劫手机店而扬名，但在跳窗逃入女主角马嘉旗的家之后，几乎被这个与他们旗鼓完全不相当的女子“绑架”，一番力量悬殊的较量之后，完成彼此的救赎。保安马先勇则是在一地鸡毛的窘境中，执意孤行，承载了紧张滑稽的冒险故事，既是寻枪，也是寻找失去已久的尊严。

　　影片的意义生成，是始于“故事核”的一场能量制衡。创作者对大众生存现实和精神困厄的认知与揣度是影片“故事核”产生的缘由，也是人类学意义上叙事治疗的起点。《无名之辈》的“故事核”是“小人物的雄心”，虽不新颖但具有母题性质。“头盔侠”组合和马先勇都是平凡的大多数，在“骨感”的现实中追寻“丰满”的理想。

　　核心既定，通过何种辐射路径来架构故事?绑匪被“绑”和loser(失败者)断案。

　　绑匪被“绑”。绑匪和人质所处的是“禁闭”式空间：房间和天台，前者是矛盾聚集地，后者是与情节反转相呼应的空间转变。双方关系的渐次变化经历了四个阶段：“眼镜”极力把自己打造成“悍匪头目”，以换取人质的服从和自身的安全，暂居上风——人质求死心切激怒绑匪，双方对峙——人质和媒体的合力夹击导致绑匪身心受困，绑匪被“绑”——三人暴露各自最脆弱的一面，彼此理解，矛盾化解。而制导这变化过程的其实是人性正负能量的博弈，“头盔侠”承载了浮夸的恶与根植的善，善最终胜出;两人与马嘉旗的关系变化体现了毁灭与救赎的古老主题;马氏兄妹呈现的则是宿怨与原谅的日常感动。

　　loser断案。马先勇寻枪是主线，险象环生又夹杂着戏谑成分，冒险故事的最终意旨是身份焦虑。面对队长，祈求承认“我是协警”，是你们的一员;面对女儿，“我是你爸”，你不能改姓;面对老板高明，“我交过首付款”，楼房盖不成要退钱给我。这“三座大山”压来，马先勇软硬兼施，或迎或躲，表现出小人物的真实处境和无奈决断，折射了这个时代中芸芸众生的现实境遇以及力量悬殊的突围尝试。

　　由“故事核”开始的叙事进程，《无名之辈》经过四个阶段、三组能量的明暗交替以及寻找尊严的悲喜征程，共同构成故事的总体走势，符合大众的基本价值取向。观众在影院的特殊“场”效应中，展开创作者和接受者的对话，同时也是个体与自我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意义世界有效召唤，理想与现实得以缝合。

　　无名之辈，承载着善与恶的潜能，其煎熬与突围由现实中不同个体的经历浓缩而成，每个角色都体现了一个完整的人的某一部分。英雄遇阻，幻梦成真，成功的叙事便是一次有效的审美疗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