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教材与大国战略

　　支振锋 《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

　　陪上小学一年级(实验性的小学)的女儿做家庭作业时，听她诵读英语课文，“I like hot dogs. Yummy, yummy, yummy!”“I like hamburgers. Yummy, yummy, yummy!”“I like Coke, Yummy, yummy, yummy!”小学英语教材里讲喜欢热狗、汉堡和可乐，还说是美味，这让女儿非常困惑。虽然她也爱吃，但一直以来的家庭教育，以及有时吃完这些食品就生病(不仅仅是否巧合)的事实，也让她知道这些是“垃圾食品”。女儿嗔言，编教材的人脑子有问题。

　　编教材的人脑子当然没问题，而且可能还是一番好意，希望通过教材传播原汁原味的西方文化，帮助小朋友们理解和学习。作为义务教育教科书，这本三年级起点的英语教材(三年级上册)，系依据《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编写，并经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2012年审查通过。编写者在后记中称，本册教材集中反映了基础教育教科书研究与实验的成果，凝聚了参与课改实验的教育专家、学科专家和一线教师的集体智慧。2012年出版第1版，到2014年12月已经印刷三次。公允地讲，这个教材已经是同类教材中相当重视文化主体性的了，里面对话的人物，设定的主要是中国人;对于饮食的介绍，也同时介绍了中式食物。

　　但即便如此，一本群策群力编写并经过审查的义务教育英语教科书，仍然存在问题，而且大家还都意识不到，恐怕才真是有了“问题”。在外语学习中，传播原汁原味的西方文化当然是好的，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西方文化都需要或者说值得去原汁原味的介绍。对于辨识能力整体上还不强的小学生而言，教材具有高度的倡导性和示范性，会让他们觉得教材“喜欢”的，自己也应该喜欢，更何况对于孩子而言，诱惑力本就较强的汉堡、可乐?

　　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热狗、汉堡等洋快餐虽然美味便捷，在西方深受普通民众，尤其是穷人和青少年的追捧，但它并不健康;由于是导致穷人和青少年肥胖的重要因素，即便在西方也争议很大，甚至受到一些健康专家和政客的严厉反对。可乐等软饮料在美国中小学校园的销售往往受到限制，禁止可乐进校园的呼声也时有耳闻;洋快餐更是千夫所指，从去年起，在美国总统夫人米歇尔的倡导下，大部分校园的自动售卖机都改售健康食品;有些地方甚至主张，中小学周边一定范围内不许开设快餐店。

　　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小学英语教材还在讲“喜欢”汉堡、可乐，显然是不合适的;而编教材者浑然不觉里面有问题，更值得深思。也许编写者是希望让孩子们掌握这些饮食类的单词，但这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只需要在like前面加个“don’t”，后面去掉“yummy”，教师在课堂上再多解释两句就行了。而且，中西的饮食文化都非常丰厚，可讲的地方并不少。

　　这说明，多年来，随着中外交往的加深，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入中国、入教材，直至入脑入心，已经到了令人“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的地步了。就像普通民众已经习惯了说“礼拜天”而不会想到其背后的基督教背景，讲中文偶尔也夹杂一两个外语单词，几乎不会感觉到有什么别扭或不妥一样。而其中有些不一定健康的观念，也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影响我们的思维。且不说英语教材了，在一个洋泾浜的城市，曾经连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都全部删除了原有的8首古诗;据说理由为了“减负”，而那些被删除的古诗，很多3岁的孩子都已经会背。至于给孩子们用ipad上课，对孩子的书法甚至书写传统汉字都放松要求，同样奇葩;热眼向洋、时髦接轨，看上去很美，但孩子们的眼睛受得了吗?

　　这一方面与近代中国曾经受的半殖民地历史有关。西方殖民者仗着坚船利炮在中国横行无忌，不仅强行推销战争与商品，更热衷于倾销文化与价值观。而在求富国强兵、民族复兴之路中，一边东洋西洋，负箧游学，一边引进国外人才、技术和观念，都非常重要。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人“走得太远，忘了为什么出发”，成为歧路亡羊。学习西方本是为了壮大自己，但在一部分人那里却被异化成了西化;出国留学本是为了报效祖国，结果有些留学生却成了黄皮白心的“香蕉”人。

　　体现在教材上，哪怕是在英语、语文等貌似与“价值观”、“意识形态”较远的教材上，也自觉不自觉地传播和灌输西式价值观。而如果到了大学或研究生阶段，无论是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史学，甚至连哲学、文学、艺术学和史学，都不仅受到西方理论的主导，也常常都在自然而然地传播和灌输西方价值观。有的教材、专著和论文，甚至已经完全服膺于西方价值观，视其为不可置疑的真理。这种丧失主体性的作品，尤其是学术作品，已经很难再称得上是“研究”，而是沦为对某种价值观的廉价而低劣的宣传。其结果是，其“成果”不仅无助于理解中国的实践与现实，无助于中国学术的进步，对人类思想的深化与智慧的精进也缺乏贡献。

　　另一方面，这可能也与我们的外语教育、甚至整个的教育体系缺乏清晰的国家战略有关。无论是外语教育，还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首先是要培养学生成为“人”，然后才是成为“才。”人是主体，是有独立思想、独立判断，有情怀、有关怀，能自己发现问题、自己思考并自己动手找出解决方案的能动的智慧生物;而“才”是工具，是人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技巧甚至智慧。在编写教材时，尤其是面对可塑性极强的中小学生，对于把孩子们培养“人”还是“才”，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们有一套清晰的思考吗?有，限度的国民共识吗?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如何既有人类关怀，又有国家忠诚，既要面向未来，又能继承传统，我们的教育“肉食者”有过系统的思考吗?答案很可能是没有，最起码是不清晰。

　　而这就导致，我们在教科书中，主要只是想“教”给孩子们“才”，而不是主要“育”他们成“人”，传授给他们谋生工具的“器”，而不是思考人、社会与自然的“道”。在大学里，外文系纷纷改为外语系、再改为外文学院，也许方便孩子们掌握了一门讨生活的工具，但“语”再好，没“文”化，还是没戏(系)呀。然后，一帮讨生活的、搞翻译的开始搞外交，是不是黄皮白心不一定，智商当然也不低，但忠诚呢，意志呢，智慧呢，艺术呢，谋篇布局、举重若轻、举轻若重的风范呢，翻手云、覆手雨、找劫材、稳准狠的手眼呢?

　　洋洋洒洒，并不是对某个教材的细节作无限引申，只是想提醒我们关注，小小教材非小事，编好它，必须有一套清晰的国家战略，必须有清晰一贯的价值和思维。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熏陶往往如随风潜入，润物无声，但却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思维。当面锣、对面鼓摆开车马阵的政治价值观对垒，很容易辨识，也易于去辨析;但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浸润，却往往悄无声息，连传播者自己都习焉不察。以至于只有天真的儿童才能够发现皇帝的新衣是什么。教材的编写者很可能是非常重视国情，甚至有可能是文化本位主义，但整体上迷信西方的文化氛围却使之在无意识间出现了判断上的盲点。

　　西方的迷信导致不少中国知识人丧失了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甚至成为西方价值观不自觉的附庸和糊涂虫。一是亦步亦趋，仿制西装连裤子上的补丁都原样照抄;二是不加区分，分不清西方文化中潜藏的利弊得失，“自由”、“开放”得令人瞠目结舌;三是僵化落后，一些在西方已经被修正甚至抛弃的过时观念，比如性解放、快餐文化等，仍然被源源不断地引进，并视为“先进”。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文化“原汁原味”地坚持，很可能就会沦为教条主义。

　　当然，如果是作为个体的公民喜欢吃什么、秉持什么样的价值观，情况当然不同，那主要是个人的事，只要不妨碍他人和公共利益，就应该得到尊重。但教材的编写就不一样了，它是重要的载体和桥梁。虽然传授西方先进文化、制度和理念的教材，不仅必要，而且必需，但由于具有高度的教导性，教材也是宣扬文化和价值观，的载体。哪怕再标榜中立，哪怕非由政府组织编写，都必须严格审定，并且要体现一个民族的传统价值与文明的核心理念。这与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去学习和借鉴域外有益的文明成果，并不矛盾。

　　因此，在坚持兼容并包，鼓励中西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的同时，辨识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中未必健康或者与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不符合的成分，也同样重要。中小学教材，必须考虑到孩子们的年龄与心智特性;人文社会科学教材，则必须强调科学性、专业性和主体性。不仅洋人编的洋教材要具体分析，中国人编的黄皮白心的“香蕉”教材，也同样值得关注和反思。在互联网和全球化时代，面对传统与未来、域外与国情、开放与坚守之间的交织，脑子一定不能乱，必须有一套清晰的战略、育“人”的目标，才能在编教材时有思维和价值的定性。小学的教材，体现的是大国的战略。